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虾种，而是对基围里生长的虾的统称。基围，是早期广东渔民在海边修建的浅水虾塘。渔民在沿岸红树林沼泽里清除部分红树，并挖泥筑堤（广东话称塘堤为“基”），用“基”“围”住一片水体，就建成了“基围”。每个基围设有与大海相通的水闸，潮涨时开闸，让虾苗随海水流入基围。放下水闸，虾苗便留在基围中生长，吃基围里的浮游生物和红树林落叶。

　　因野生基围虾口感极佳，后来各地虾农也用“基围虾”统称高品质的养殖虾，导致其概念被逐渐泛化。如今，我们吃到的“基围虾”，大多是人工养殖。野生基围虾，在市场上极为少见。传统的基围虾养殖，只在少数保护区得到保留。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就是现存少数几个保留野生基围虾传统养殖的地方之一，也是米埔内后海湾国际重要湿地的一部分。

　　文贤继博士是负责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和迁飞路线湿地保育的项目总监。保证基围的正常运作是他的工作职责之一。不仅如此，他还需要同时维系水牛、水鸟、红树林和人类活动在这片湿地的脆弱平衡。

　　作为研究鸟类的动物学家，文博士的专长不是养虾。但从小帮父母种水稻、捉鱼、光脚在泥地跑的经历，让他对这些并不陌生，甚至有点亲近。受到“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句话影响，他进大学起便选择了生物学，而后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负责热带雨林片段化对鸟类影响的研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首批研究植物与鸟类跨物种间关系的科学家之一。

　　千禧年之际，中国的鸟类学研究方兴未艾。受西方影响，观鸟活动在中国兴起。而从1984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WWF-Hong Kong) 每年都在米埔组织观鸟大赛（BIG BIRD RACE），成为全港观鸟者交流的盛会。

　　2001年春天，文博士作为中国内地队的4位队员之一，第一次来到香港参加观鸟大赛。在赛前的两天练习和随后的24小时正式比赛中，走遍了香港鸟类热点地区，包括米埔及后海湾（即“深圳湾”）。具体观测到多少只鸟已记不清，让他震撼的是，在深圳和香港两个超级大都市的中间，居然能有这么一块好地方，潮水上涨，群鸟起舞，鸟跟人的距离如此之近。

　　当潮汐水平适宜时，水鸟会在后海湾潮间带泥滩觅食，远处是深圳城市天际线 （© WWF-Hong Kong）

　　因鸟而与米埔结缘，2001年12月，文博士欣然接受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聘请，前来米埔自然保护区，负责米埔湿地管理课程培训项目。米埔湿地管理项目以米埔内后海湾为案例，与中国内地及亚洲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湿地管理人员分享生境规划与管理、生态研究与监测、环境教育与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经验及技术，以期其他湿地也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一做就是20年。

　　每年冬天，有5-8万只鸟来米埔和后海湾过冬； 而在春秋两季，另有2-3万只水鸟迁徙短暂停留于此。这些鸟的到来，离不开多样化的湿地生境和多物种的保护实践。水鸟是’聪明’的物种，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当天气寒冷，食物不足，它就会迁徙。同时，它们又十分‘恋家’，在自然栖息地日益锐减的当下，一旦它们找到合适繁殖、歇脚和过冬的地方，便每年都飞来这里‘度假’，循环往复。

　　通过一个狭窄的连廊，文博士带我走进一个漆黑的三层观鸟屋。他熟练地打开观测窗，水天一色的开阔基塘景观，让我眼前一亮。只见基塘里矗立着密密麻麻的水鸟，远处有一群黑脸琵鹭和缩着脖子休息的小白鹭。近处的反嘴鹬拨弄着泥地，琵嘴鸭和赤颈鸭把头埋进水下，摇晃着身子觅食。

　　与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管理的米埔保护区内设了21个基围。有些基围做了较大改造，以配合主要保护对象所需。21个基围被分为7个管理分区，各个分区水的深浅、开阔水面的比例、植物种类及高度、盐度等各有不同，为各类野生生物提供合适居所。

　　为了让不同生态类型的水鸟都有合适的生活环境，基围水位的调控和植物的控制是米埔湿地管理的必修课。米埔管理团队对每个区块水鸟数量、类型、植物情况进行长期监测，制定不同水位调节策略。

　　每年7月到9月，16/17号基围（水鸟高潮位停歇地）水位都会升高到2米，防止旺盛生长的水生植物侵占开阔水面，比如海雀稗、芦苇、莎草等。与此同时，几个补充高潮位栖息地如11号基围的水位相对调低，以确保过境的鸻鹬类有高潮位停歇使用。9月底至10月，所有的基围塘堤的草本植物都会被割除，为越冬的候鸟提供休息的地方。基围的周边水道在夏天保持水深1.5-2m，供鱼虾生长，以便冬天为鸟提供食物。每年10月-翌年4月，3、4、6、7号塘基围的水深会被降到20公分以下，为来越冬的黑脸琵鹭和鸭类提供栖息地。春秋两季，为鸻鹬类提供高潮位的停歇地基围则保持小于10公分的浅水，供黑尾胜鹬、红颈滨鹬等鴴鹬类水鸟提供栖息地。在冬天和夏天，每隔2周也会放干一个基围，轮流给水鸟提供食物。

　　6号基围滩涂上的白鹭，清淤过后的红树林与清除了根系的入侵藤本植物薇甘菊。其枯黄的藤蔓被留在红树上等待自然脱落，以免人工拉下对红树本身的幼芽造成伤害。王婷 图

　　文博士坦言，多数水鸟喜好开阔的水域和滩地，为了水鸟栖息，确实会控制一部分红树和芦苇等植物的生长。因为高大的植物会遮蔽水鸟的视线，让它们更易遭受老鹰等天敌的捕猎。并且，过密的植物也会加快湿地陆地化的趋势，使其丧失原有的湿地生态调节功能。

　　但红树林和芦苇也在后海湾湿地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间，处处生机盎然，仿佛是鱼塘和裸露滩涂之间的避风港，为鱼虾、螺贝提供繁衍空间，它们正是鸟类在湿地中的主要食物。潮湿的芦苇丛也是东方大苇莺等冬候鸟觅食的天堂。

　　为平衡不同物种间的需求，米埔湿地管理团队经过历史数据分析和长期的在地实践，已掌握了一些规律，希望控制最少的植物面积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比如，后海湾的红树林每年自然向外扩张15-20m，而米埔每年夏天用人工方式，清除观鸟屋前约45公顷（约占后海湾潮间带滩涂的4%）红树幼苗和草木植物，以提供一个开阔的滩涂供水鸟觅食, 同时为公众和学生提供一个近距离观鸟的地方。

　　工人踩着泥马，正在滩涂上人工清除红树林幼苗，为水鸟觅食提供裸滩 © WWF-Hong Kong

　　这样积极主动的半自然管理，每天都在米埔进行。从观鸟屋出来，文博士带我去看米埔的另一个明星物种：亚洲水牛。昔日香港农民用水牛协助犁田耕种。时至今日，大部分农民已转投其他行业，水牛落得流浪于荒弃农田。

　　2006年，米埔参考国外保护区以食草动物管理湿地的成功经验，为保护区引入了第一只水牛 ‘小米’，来管理湿地。香港温暖潮湿，植物生长快速。于是米埔又陆陆续续从荒废田地里收留了9头年龄性别各异的水牛。其中两只放养在2公顷的17b号塘做实验，另外8只散养在保护区南边的24号塘。

　　我们先抵达南边12公顷的淡水塘。8头水牛看见有人来了，纷纷从远处踢踏而来。文博士说：“我们平时很少来专门喂它们，这里的芦苇及其他草本植物已经够它们吃了。既然我们今天特地來看它们了，那就给它们带点礼物。”只见文博士带上手套，拿起镰刀，弯腰钻进草丛，不一会就割了几把新鲜的杂草出来。水牛早已在围栏边翘首以盼，争先恐后咀嚼着新鲜的食物。文博士则像见到老友一样，摸着它们的头。临走，文博士顺道去17b号塘看望另外两头正帮忙“做实验”的水牛。他说，它们也看见我过来了，不能让它们失望，也要给它们一点吃的。

　　文博士正在为水牛割草（左）; 水牛啃食过后多样的短草地湿地与围栏里自然生长的芦苇形成对比（右） 王婷 图

　　自达尔文进化论始，物种间的捕食、竞争关系一度被人们放大，甚至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叙事。然而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看待自然的态度发生转变，有关互利共生的研究越来越多。

　　互利共生，是指共同生活的不同物种，从彼此的结构、生理和行为中受益。湿地中就有很多例子。微生物寄生在水牛的胃里，帮助水牛消化植物纤维素，也让自己获得稳定的物质和能量。水牛在池塘打滚，践踏草地，啃食芦苇、莎草等中高植物的同时，创造了微地形，驱赶了草中的昆虫，为水鸟提供了藏身之地和捕食虫类的机会。相应地，牛背鹭等水鸟也会帮助水牛清理皮肤中的吸血昆虫。水牛物种的稳定，减缓了湿地旱化，吸引越来越多的鸟类，使得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循环，同时也节约了米埔保护区人力物力资金的投入。

　　自然界的不同物种，形成复杂的合作网络，这是物种共存的缘由。生物多样性因合作而丰富。罗安青教授（anna Tsing）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也试图揭示这一关系。她发现，新物种松茸（一种真菌）的出现，往往是细胞在自然森林、人为伐木、救火等多重计划重叠的景观斑块（patch）中，相互交染（contamination）的结果。真菌连接起人类与非人类的世界，它无法被现代工业化无限培育，而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合适的树木和土壤。

　　在24号淡水塘中的水牛与水鸟（牛背鹭和八哥）(© WWF-Hong Kong)

　　真菌的共生需要邂逅。人类与水鸟，水牛和红树的共存也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对一个不到20人的NGO团队来说，管理380公顷米埔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大多来自社会自筹。这也意味着米埔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必须采用精细的模式，每一笔钱都要发挥最大用处。

　　米埔保护区里有一块横跨深港边界的禁区，只有拥有通行证的观鸟人士和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跨过闸门，在数米高的红树林中，一条500米长的木质红树林浮桥穿梭其中。受到浮筒支撑，浮桥的高度会随着每天的潮汐而变化，从几公分到2米不等。

　　有意思的是，浮桥上每块木头的颜色都不尽相同。有的因海水浸泡开裂，成黑褐色，有的颜色较浅，泛着光泽。文博士说，这里从1989年建成开始，每天都有人巡视，发现哪里的木头旧了、坏了，就会局部维修。为了保护茂密的红树林，修建和维修是靠人手手工作业，摈弃了大型机械。正因这样，这里每一块木头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

　　为了替换这些木板和维护基围塘的传统运作，WWF的工作人员将原本基围塘旁的渔民小屋改成了不同功能的手工工作室，有做木头的，铁片的，浇灌水泥，还有基围历史展览馆。配合露天存放的各式挖掘机，船只，和木泥马（一种虾民在沼泽上行走的工具）等设备，这里俨然成为一个大型的湿地维护露天博物馆。

　　米埔自然保护区，作为全球最大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EAAF)上较早开始的保护地，其实践很早就成为主动管理的典范。这20年来，米埔的湿地管理培训课程影响力逐渐扩大，不仅培训了众多中国内地湿地管理人员，还扩展到了台湾，南韩，日本，东南亚，泰国等地。

　　虽然文博士有时也会怀念从前心无旁骛做科研的日子，但在米埔自然保护区里，他也认识了更多新朋友。“我们在米埔做的事，可能跟农民、渔民没什么两样。但当你发现别人真的在用你教给他们的方法时，你会觉得，自己在田间地头留下的汗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20多年坚持下来的原因。

　　“我们会告诉来参加湿地管理培训的成员，如何根据他们自己的保护对象（动植物们）设计并维护独特的栖息地。这些设计可能看上去很简单，很土，其实设计都是很精心的。”

　　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湿地生境管理实践，不仅是在高密度城市化环境中，平衡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一种探索；更是在当下不确定的世界中，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物种之间共存方式的一种启发。我们是否可以克服“自私”的基因，用合作的视角和更为宽容的方式对待彼此？

　　（作者王婷系香港大学景观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中国当代环境史和湿地景观的文化建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