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小小的芯片，如果说它是国民经济火车头的话，也许有人会觉得危言耸听。然而，正是它拉开了新技术革命的全球大幕，一场由高科技引发的新的产业风暴，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席卷全球。当人们还在用“网络经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来描述、定义它的同时，它已经强有力地刷新了世界经济的地平线。

　　工业革命让欧洲人拿走了第一桶黄金，信息革命让美国人撇走了第一层肥油，那么中国呢？中国的西部呢？信息经济大潮对于西部大开发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西部大开发之时，正是新经济惊涛拍岸之际。当大洋彼岸用新经济锻造一枝独秀的美国经济时，中国的科技事业也正在迅猛发展。

　　20世纪70年代，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就对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5年5月26日全国科技大会召开，第三代领导人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主席在会上提出：“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朱熔基总理指出：“本届政府认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从发展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中国的高科技事业迎风扬帆、奋起直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坚持科技教育和人才战略，是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个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与世界各国西部开发和贫困地区开发完全不同的是，中国西部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拥有强劲的实力。

　　西部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这些高校和科研力量不均衡的分布，又形成了一北一南的两大科教极地，这便是陕西和四川。仅这两个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就达东部总量的1/6强，均优于除京沪之外的任何东部省份。再加上甘肃、重庆、云南、新疆这些第二梯次的科教省份，西部潜在着巨大的科技创新实力。

　　然而西部的科技实力并没有产生出推动西部经济的生产力。一方面是西部的传统工业亟待高新技术的提升和带动，另一方面是西部的科技力量因为无法转换而外流。读一部中国历史便会发现科技实力并不等于现实生产力，科技向生产力的转换一直是中国的一大难题。

　　建国以来，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高速的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的局限，科技创新源被 条块分割，始终与市场沟通不畅。而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出现，搭起了解放科技生产力，实现科技向生产力转换的市场化平台。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吕东国：西安高新开发区管委会是1991年成立，作为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市政府赋予了它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权限。应该说，与科技型企业发展相关的权力它都具备了，也就不出开发区，所有的事情都能得到解决。

　　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龙虎：“西安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教育基地，科研基地和军事工业发展基地，这样的话，大量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没有得到利用，要通过高新区的发展来充分利用它。”

　　西安高新区10年前还是西安郊区一片牧歌飘荡的绿色田园，如今已经是中国西部新经济、新产业、新文化、新思路的策源地之一，也成了西安新的城市象征。

　　陕西杨凌这片美丽的土地，曾经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正是在这同一土地上，1997年7月，杨凌国家级农业高科技示范区挂牌成立。示范区在短短5年时间内就已经荟萃了农、林、水等64个学科的4000多名科技人才。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光强：农业，它是一个需要带动和辐射的，杨凌是一个辐射源，所以叫示范区比叫开发区更好。又考虑到杨凌是一个地处西部，农业又是弱势产业，所以国务院就提出省部共建，以省为主。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领导和管理机制，18个部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组办。

　　1999年9月11日，杨凌农业高科技示范区附近的西北农学院、西北林学院和杨凌的5所农林科研院所，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进行了国内科技教育的首次跨条块合并，打造出中国最大的一艘农林高校科研航空母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孙武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地处杨凌地区的7个不同的科教单位合并组建的。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主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里的科技资源优势，减少过去的重复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合并后，最主要的是为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我们干旱半年旱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撑，在我们的西部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西部的科技极地已浮出水面。在380公里长，近4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上，以西安高新区与杨凌国家农业高科技示范区为龙头，以近50所高等院校和众多的科研机构、科技企业构成的关中高新科技产业带，已经显示出勃勃生机。87万专业人才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营造着科技的春天。

　　肖良勇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天线研究室主任，退休后的一个梦想，使他一脚踏进了西安高新区。

　　原西北农学院的吕殿青教授，研究了一辈子化肥，但一直得不到转换，示范区成立后，他把研究成果一把拿到示范区，杨凌农业高科技示范区。在这里科研成果便很快转换为产品，推向了市场。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景俊海：西安高新区所依托的基本力量也是国防科技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硅谷一样，靠创新、靠创业、靠孵化，靠风险投资，使高科技产业逐步地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西安高新区和50年发展的硅谷相比，当然我们的规模小了，但是在机制方面、在模式方面是很相似的。

　　西安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高级工程师金乾生：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直保持一个高速的发展，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的创新，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完全是适应市场的经济需要的。

　　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赵璟：创业中心主要的功能，就是为创业者和初创企业提供整合资源的服务，将各种创业资源，也就是说创业者、创业团队，好的项目、好的想法，商业模式，初创资金，整合成一个初创企业，进入孵化器，进行孵化培育。在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初创阶段，也就是发展的前三年的这样一个阶段，针对这些企业在这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专门地为这些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

　　西安高新区孵化器在高速发展着。无论在孵化器的面积、规模、还是在孵化企业和毕业企业的数量，以及其经济效益，都雄距全国高新区之首。

　　闻风而动，逐利而流的资本也蜂涌而来，140家风险投资机构将40亿资金也带到了这片高科技的沃土。

　　西安宏源视讯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民主：我是1995年年底返回到西安，当时考虑到咱们西安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西开发区的科技开发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咱们西安的综合科技实力，比较适合高科技产品的开发，所以从深圳返回到西安。

　　西安市委常委、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龙虎 ：高新区10年的发展，我们从零起步，今天已经兴办了有4000多家科技企业，去年实现的销售值达到了358亿，在全国53个高新区里处于领先水平。

　　因为沿海的区位优势，中国东南部的高新区借开放先机，率先发展起了高新产业，带动了沿海经济的繁荣，因而东部走的是一条贸—工—技的高新之路。

　　也正因为地域的封闭，中国西部高新区只有依托自己的科技资源优势，默默无闻地发展自主产权科技产业，西部因此而闯出了高科技发展的西部之路，也就是坎坷、艰辛，但后劲更足的技—工—贸之路。

　　西安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高级工程师金乾生：在我们技工贸总收入里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到我们总销售收入的80%以上，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还有一个数字就是，我们每年获得国家各种产业扶持计划的资助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国家的高技术示范化工程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等等，这样一些项目数，在全国高新区，数量也是第一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宝通：我们国家，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有4个超级产业带，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顺长江，一个是以深圳为中心的临东南沿海，还有一个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沿亚欧大陆桥。西安高新开发区，它在全国，在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它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对西部大开发，它能起到一个龙头作用。

　　科技的进步带来经济的发展，陕西省仅信息产业一项的工业总产值就占到全省的1/4，成为陕西省的第一支柱产业。

　　西安、杨凌、成都、绵阳等西部城市高新事业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西部高科技的发展速度与后劲并不逊色于中国东部，科技奇迹并非只发生在发达地区。

　　美国硅谷是高新技术园区的最早版本，也是最为成功的范例。它没有产生于美国的政治中心华圣顿，也没有诞生在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而是诞生于美国西部的加州，是从旧金山到圣何塞之间长48公里、宽16公里的狭长地带迅猛起飞的。

　　印度聚全国之力发展科技与教育，在既不沿海，也不发达，但却拥有90多所计算机专业技术学院的班加罗尔圆了硅谷梦，一跃成为世界软件大国，创造了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南亚奇迹。

　　高新区是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复合体，既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也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在西安高新区的管理机制以及高新区的运行机制里，不难看到竞争与开放，开拓与创新这种新时代的新价值观。

　　2001年，中国又做出建设100家国家级大学高科技园的大动作，首批的15家正在高速建设之中，其目标是孵化1万家高科技企业。

　　高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推向了市场化改革的风口浪尖。大学校园直接成了科技转换的平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高科技加速了时代的节奏和步伐。“创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到“民族进步的灵魂”这样的认识高度。中国科技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长时空，这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