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认为：图书馆是人类唯一可靠、长久的记忆。每座图书馆背后都有一群书籍和文献的守护者。在近现代历程中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守书人与图书馆之间的故事尤为鲜活、动人。

　　《消失的图书馆》的作者叶锦鸿以守书人、藏书人的身份，走访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将这些图书馆诞生、变迁，甚至遭受劫难的历史娓娓道来。

　　叶锦鸿拥有多元身份，他既是作家，又是文化旅人、书店主理人，更是爱书人、藏书人。他回忆：“七岁时，收到行船的邻居叔叔从意大利送来的手信《马可·波罗游记》，不经意地开始了一场书的旅行。在阅读中，我渴望追寻那些古今中外的人生故事，渐渐地成为爱书人。长大后继续在阅读和旅行中游走，拜访世界各地的大小书店、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在交流中深刻了解每位守书人的崇高使命和角色！在滚滚尘世中找一片净土细读、赏读、慢读，也许这是生命的乐事吧！”

　　他将云游世界各地、探访四方所得整理到《消失的图书馆》一书中，该书用语平实，叙述流畅，借助9篇著名图书馆的故事，拼成了世界上十多个消失的图书馆的拼图。

　　在伍廷芳图书馆的书海中，叶锦鸿找到了一本校刊，瞬间让他回想起中学时那段当值图书馆服务生的岁月。与母校遥遥对望的是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曾在1941年至1945年间走过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几位守书人凭着坚守，特别是图书馆主任陈君葆先生对书籍有如生命般的热爱，守护了许多珍贵的书籍。他与宝贵的书籍不离不弃，流露出一份赤子之情。

　　在半个世纪前，南美委内瑞拉一座无人听闻的小镇圣费利克斯上，有一位少年由于家庭生活困苦，父母把他送到在当地图书馆担任秘书的亲戚的工作间。这个男孩每天在图书馆饱读书架上的著作，由文学到艺术，从历史至小说，因而忘了“饥饿和痛苦”。

　　但是有一天，卡罗尼河淹没村庄，摧毁了所有的书，这段少年与文学的邂逅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男孩说，“我发现自己没有避难所，而且我在童年阅读时期这段时光，完全被洪水摧毁了。”

　　这位少年长大后成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研究院及亚里士多德翻译专家，他的名字是费尔南多·巴兹。他因这段童年往事的启发，投入了12年的精力，写成博士论文，也就是《世界书籍毁灭的历史》一书。

　　以费尔南多·巴兹为代表的守书人堪称点亮人类文明灯塔的使者。贮存书籍等文献的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借助守书人之手，文明得以传承，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因传承而发扬光大。

　　正如威廉·布莱兹于1880年在历史上第一本以焚书为主题的书中所写到的，图书馆很容易成为“偶然失火、狂热纵火、火刑审判，甚至是家庭炉灶”的牺牲品。

　　《消失的图书馆》认为：古今中外的图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自然因素指地震、水灾、风灾等灾害，而人为因素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

　　编制一份因战争、轰炸和火灾摧毁或严重破坏的所有图书馆和档案馆列表需要很长时间，无论这些破坏行为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是最著名的例子，但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堡、华沙、佛罗伦萨、萨拉热窝、圣彼得堡或最近的布加勒斯特还有多少已知的和未知的宝藏消失了？可悲的是这一清单无法画上句号，它总是未完待续。

　　古代世界中消失的图书馆，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尽管关于它的轶事趣闻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但人们对它所知甚少。目前没有人知道这座建筑的真正模样，甚至连它的确切位置也没有记录。据推测，该图书馆拥有100万份文件和手稿，并有100名常驻的馆员。

　　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8年恺撒大帝攻打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当时并没有特地瞄准图书馆，但他在港口引发的大火蔓延开来，最终吞噬了图书馆。后来，图书馆得以重建，并且重新开始收藏各种书籍，可又在随后的两次袭击中再度被烧毁。每一次烧毁都会迎来新的修复。

　　最后的一次焚烧发生在公元640年，将它从历史上彻底抹去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切都很神秘。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关于它的故事是否属实。甚至连它戏剧性的火灾结局也受到质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地震和预算缩减导致了它的消亡。总而言之，它是图书馆历史上的一块试金石，但它的开端、发展和终结至今仍旧是未解之谜。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有句名言：书籍被烧毁的地方，最终人们也将被烧毁。

　　1880年，英国图书目录学家威廉·布拉德斯出版了《书籍的敌人》（The Enemies of Books）一书。他描述书籍的敌人包括火、水、热气、灰尘和无知的统治者。这些“敌人”是世界各地爱书人的噩梦，不能否认这些“敌人”在今天的威胁和过去一样强大。图书馆管理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敌人”的多样性使我们难以检查或与之对抗，战争时期，纵火和破坏尤其如此。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战斗中被摧毁或严重受损，特别是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比如德国的萨克森皇家图书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等，均在炮火下遭受了灭顶之灾。但也有见证了20世纪至暗时刻、最终迎来黎明的图书馆——巴黎美国图书馆。该图书馆馆长多萝西·里德回忆：在整个动荡的历史中，巴黎美国图书馆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图书馆尽管存在危险和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仍然有一小批工作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坚定地投身这一工作。

　　仇恨和偏见一直驱使人们摧毁书籍。文字一直被认为对人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许多统治者认为驱逐作者和摧毁书籍是有效的管治手段。

　　1933年，希特勒上台3天后，所有进步出版物都被禁止。5月10日，纳粹政府在柏林歌剧广场烧毁了2万余册图书，其中包括斯蒂芬·茨威格、伏尔泰、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恩格斯、雷马克、亨利希·曼、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的作品，史称“书籍大屠杀”。1933年5月10日至6月21日，德国其他城市相继发生了30次类似的焚书事件。

　　以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为例，1910—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和亚洲、1950—1980年的中南半岛、1998年的阿富汗、2003年的伊拉克、2013年的叙利亚，分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数十万册图书及大量图书馆被战火摧毁。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书，特别是一些珍贵的书，继续被无情的炮火破坏及掠夺。在这些灾难中，守书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文物保卫战，拯救了一本又一本图书及文献免于被战火摧毁。

　　时钟指向30年前，1992年8月25日星期日，在整个晚上，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将炮口瞄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与大学图书馆，馆内藏有大量国家档案馆的图书和文献，其中许多书，都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损的图书馆藏书中抢救出来的。大火焚烧了整栋建筑物，大约120万册图书和600套期刊被销毁，包括文件、图书馆卡片目录、缩微胶片室、稀有书籍和其他特殊馆藏。

　　袭击持续约3小时，大火燃烧到第二天，烟雾遮住了太阳，厚厚的灰尘伴着烧毁的书，像一片片肮脏的黑色雪花飘下。抓住其中一页，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热度，并且立刻读出一段黑色和灰色的文字碎片，直到页面融化成你手中的灰尘。

　　对于当下的爱书人、守书人来说，若要在图书馆保持活力中出一份力，就要帮助图书馆像生物一样呼吸、生长、扩大。图书馆不仅要在规模或数量上变得更大，还要在社会中更积极地扮演文化传播的角色。

　　1932年，被《申报》誉为“中国最大之私人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毁于觊觎已久的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这一损失难以估量，有志之士痛心不已，认为东方图书馆被毁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大灾难。

　　商务印书馆领导层遇此灾难，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积极从事复兴。仅一年后，复兴取得了相当成效，企业已有盈余。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决心重新建设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在1934年发表的《两年中的苦斗》中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可为民族之耻。……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的血兴奋了，而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

　　不幸中的万幸，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烬余之书竟然包括5000余册古籍，比如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等。涵芬楼还有21册《永乐大典》。《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记载了1951年7月23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所藏21册《永乐大典》捐给中央人民政府之事。

　　1953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这批仅存的“烬余”善本，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来这批图书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1953年2月9日，沈季湘、丁英桂、穆华生护送这批藏书乘火车运抵北京。北京图书馆派员至车站迎接，并将全部藏书转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次日，沈季湘、丁英桂、史久芸拜访郑振铎和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等人，汇报与北图有关人员点交善本书事。

　　近半个世纪过去，2000年11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涵芬楼秘笈》重新出版，为后世文化爱好者增添了一份宝贵的文献记录。

　　作为爱书人，我们永远忘不了因阅读而得到的满足，或愁或喜，透过文字，欣然发现每一册书自有它的生命与活力。在2018年初的一次公开讲座中，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副馆长陈伟明先生，再次感谢陈君葆这位有情义的守书人，感谢他把人类走过了几个世纪的历史记忆，妥善地保存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书架上，感谢他在战争的阴影和黑暗中，仍深信书本可以创造光明和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