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给予高度关注，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不懈探索。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出生在湖南农村，父亲种着二十多亩地，身为农家子弟，他深知农民的不易与艰辛。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仍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大国。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摆脱完全依靠人力劳作的束缚和艰辛，殚精竭虑，积极谋划。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认为，集体化加机械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可以靠互助合作来发展，但是，“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这就是说，畜力农具或可满足互助合作的小规模经营，而集体劳作的大规模生产，则需要大型农业机械的支持。而且，还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机械化大生产的实现，成为构想整个国家和社会“脱胎换骨”的条件与基础。

　　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的总结概括出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即著名的“八字宪法”：土（深耕，改良土壤）、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八字宪法”要求深耕细作。1958年11月，在河南新乡视察时补充说：“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即农业“八字宪法”必须要和机械化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农民劳作负担。为此，1959年4月，在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所写的党内通信中强调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指示，为新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明确方向。

　　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在农具、技术等方面长期沿用传统生产要素，维持着小规模、简单再生产的小农经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强调，“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也就是说，将来要把农民组织起来，用机器武装，以此克服农民的分散、小生产的局限和不足，使其逐渐“工人化”。

　　新中国土地改革结束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的这一想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解决“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提出，第一个方针是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第二个方针是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成为一套改造个体小农的措施。集体化从组织结构入手，推动农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机械化从技术角度切入，促使农业从传统转向现代。通过集体化、机械化两个互为整体的发展步骤，从而完成对个体小农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双重改造。

　　与此同时，还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放到巩固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959年12月，在实践的基础上又分析指出，“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农业机器依托工业生产，用于农业发展，在看来，它已成为联系工农之间的纽带，通过发展机械化，可以逐步缩小工农差距，从而团结最可靠的同盟军，建立牢固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联盟。这一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苏联农业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是先推行机械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认为，这一经验和做法并不适合中国。早在1943年，就指出，在生产工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把劳动力都集中到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进行生产关系上的改革，生产力也会有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农业机械化也基本零起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时间段的发展。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指出：“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拖拉机等其他农业机器，“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看来，集体化摆脱了个体分散无力的状况，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为机械化的推行奠定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基础。这是他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发展的实际而作出的新探索，是一条与苏联农业发展不同的路径。

　　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能好高骛远，脱离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醒要注意“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指出改良农具是技术革命的萌芽，由此可进一步机械化。为更好的开展农具改良，多次强调要加强研究工作，建议各省市自治区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要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按照这一要求，全国上下从省到县相继成立了农机研究机构，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持。与此同时，为搞好多部门协作，共同促进并领导好全国农业机械化事业，亲自提议设立农业机械部，甚至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他说：“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他表示，可以“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在的督促和关怀下，1959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的决定，陈正人被任命为部长。高兴地指出：“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农业机械部的设立，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