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深圳股市,排队购买股票的人紧紧抱在一起以防别人插队 郑迅 郑东升 摄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百姓来说，财富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乏，自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油、棉等生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用收入均等分配的方式满足居民生活所需。粮油票、布票、肥皂票，以及自行车票、手表票、电视机票……大到电器、小到生活日用品，相当一段时间内，五花八门的票证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家庭财富标志。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提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9年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同年10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劳动创造财富的热情被激发，一部分老百姓率先富了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展开，1984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首次突破千亿元，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从210余亿元变成超1200亿元，增长了5倍。中国人的财富思想开始从“足用财富”向“增值财富”过渡，股票、信托、基金、保险、房产等轮番登场，居民财富管理方式遍地开花。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从解决温饱到生活小康，从省吃俭用到管理财富……新中国成立70年，居民财富爆发性增长，理财观念更新换代，财富管理工具也越来越多元化。70年的财富积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集体劳动创造物质财富。1957年，随着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全国劳动者也成为财富真正的占有主体。

　　但此时，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53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依旧不足百元。多数人还未实现富足，依旧过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

　　1950年代出生的老广王老太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票、布票、肥皂票等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一些省吃俭用的家庭，会把省下的票证换成自己需要的其他票证”。家庭“理财”也变成“理票证”。用有限的票证买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成为居民最显身家的财富标志。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后，寻常百姓过上了“年年有余”的生活，对“三转一响”的追求转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四大件”。

　　1979年2月，广东中山的农民黄新文一家成为“万元户”的事迹全国闻名。1982年，广州越秀区卖早餐的容志仁也成为“万元户”。温州经营服装辅料的章华妹、河南卖花的陈书奇……全民创富的积极性被激发，“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

　　“积极储蓄，支持四化。”张贴在大街小巷的银行储蓄宣传标语，鼓励老百姓将富余资金存起来，投资国家经济建设并获得增值收入。1984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首次突破千亿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3801.5亿元，比1978年的210.6亿元足足增加了18倍。

　　就在很多老百姓纷纷将自家钱库交给银行保管时，有人却把钱袋子放到了证券市场里。1981年，国库券首次发行。号称“杨百万”的上海铁合金厂普通职工杨怀定，就是通过买卖国债赢得了“第一桶金”。

　　原来，放在银行里的钱线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先后成立。老百姓投资股市的热情高涨，1992年8月9日，百万人连夜排队认领新股申购表，无论男女“人贴人”抢购。

　　虽然此后股市迎来一段低迷期，但世纪之交出现的国泰基金、南方基金、华安基金等基金产品，让居民的财富增值渠道再次扩容。在2006—2007年大牛市里，全民炒股和买基金的热情再次爆发。“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成为当时居民财富管理的流行语。

　　房地产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后，也逐渐成为居民财富的一部分。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福利分房逐渐取消，居民住房开始货币化、私有化。

　　2001年，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三天用5000万元买下了100多套房子。“温州炒房团”名声大震，房价上涨，政府对于房地产的整顿调控也由此开始。

　　从2002年到2007年，连续六年，政府发布相关措施调控房地产。2003年6月，央行首次推出了提高二套房首付，利率上浮等调控措施，猛涨的房价得到稳定。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2016年12月提出“回归住房居住属性”的定位开始，政府一直抑制房地产投机，保障居民合理财产收入。2018年，房住不炒、租售并举、调控频发、二次房改……一连串房控措施发挥作用。

　　在股市和房地产的蛮荒与火热中，中国居民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家庭财富可以资产化、证券化。2007年，“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老百姓迎来收入多元化的新格局。

　　2009年，互联网开始挺进金融和理财领域，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公司先后成立。2012年，互联网金融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5月，一款叫做余额宝的理财应用正式上线。上线第四天，它就登上了新闻联播；上线万，居民存款开始从银行搬家到互联网“云”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开始由这个小小的应用再次改写。

　　随后，在众多互联网巨头的积极参与下，普罗大众第一次能够以便捷的途径接触到专业理财产品。2017年的《互联网理财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理财规模已由2013年的3853亿元激增到2017年的2.6万亿元。至2019年上半年末，互联网货币基金总规模达到7.23万亿元，占公募基金规模的半壁江山。

　　从80年代的“储蓄为王”、90年代诞生的股票到2000年后如日中天的楼市，再到2010年代普及的互联网理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居民财富积累实现爆发性增长。70年沧海桑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如今正向着全面小康迈进。未来，中国人不仅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也会让更多人平等地获得财富、拥有财富、享受财富。

　　▶1979年2月19日，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经《人民日报》报道获得广泛关注。

　　▶2007年，物权法出台，从国家法律层面对各种类型的合法财产权进行保护。

　　“1914年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成立之初，曾祖父就进入中国银行工作。我是我们家第四代中国银行的职工，祖父、母亲都是曾祖父的追随者。”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工会主任李慧乐说，银行从算盘、记账卡到电子化、无纸化，既见证了老百姓的逐渐富足，也见证了国民财富观念的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银行大部分业务需要靠算盘完成，走进营业厅一片清脆的算盘声。”李慧乐回忆道。1987年，她被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转眼已经32年，银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她的印象中，客户存储信息都记录在一张张手工的卡纸里，记录卡整齐摆放在大圆盘里，由业务员负责一笔笔记录。收钱、点钱、核对储蓄卡和储蓄凭条、记录在案，一整套流程下来最快也要十多分钟。

　　一场“算盘变键盘”的变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席卷国内各大银行，原本在算盘上快捷如飞的业务员纷纷转型成电脑“高手”。各大银行抢抓信息化机遇转型升级，李慧乐感受到，随着电脑设备和软件程序不断问世，银行的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大大提高了。

　　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提高，还有银行定位的不断变化。“过去，在银行工作被称为端起了‘金饭碗’，如今银行员工变成‘金融服务员’。”李慧乐表示，“顾客是上帝”不是个口号，现在服务老百姓的金融机构“多过米铺”，老百姓财富管理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银行服务方式也不再只是存款、贷款，而是为老百姓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常年工作在银行一线，李慧乐不仅看到金融科技的升级，对愈加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和财富观念也感受颇深。

　　“老百姓钱袋鼓了，投资渠道也多了。”李慧乐对老百姓理财方式的变化如数家珍，“那时候客户到银行，主要是办理定期储蓄业务，后来开始青睐国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家开始买股票、基金、贵金属等，银行也开始推出各种理财产品。”

　　理财工具和平台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带动老百姓的财富观念转变。“以前大家比较保守，倾向于储蓄、国债等低风险的理财方式，这也和过去理财途径单一有关系。现在大家选择多了，主动了解理财知识，对手中的财富进行理性规划，进行储蓄、保险、基金、股票等组合投资。”在李慧乐看来，老百姓理财观念最大的变化是风险偏好的转变，这既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客户财富观念更新的原因。

　　近年来，李慧乐还敏锐观察到一个新群体——高净值人群的诞生。这类群体更加关注财富的增值和传承，围绕他们的需求，私人银行、家族信托等业务快速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窗口，能更快引进国外先进的财富管理方式和观念。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这些先进的财富管理方式也会惠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上世纪70年代末，沉默了几代的中国人经商意识瞬间释放。有的人在街边摆小摊卖衣服；有的人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人卖起了茶叶蛋。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1980年12月11日，温州21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个体户。

　　梁锦华是广州市第一批领取到营业执照的个体户之一。1978年，还在清平路做“走鬼”、摆鱼档卖鱼的他，从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处得知，可以申请个体户营业执照。1983年，他开起了“胜记”大排档，专门做夜宵，生意红火。

　　1987年至1999年，个体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发展到3160万户（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值）。随着电子商务的流行，个体户开始从实体经营转向网上开店，被人称为“新个体户”。在广东，1978年全省只有1.8万户个体工商户；到2016年，个体工商户已达541.17万户，是1978年的300倍。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老百姓来说，财富就是解决温饱问题。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乏，自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油、棉等生活物资实行统购统销，用收入均等分配的方式满足居民生活所需。粮油票、布票、肥皂票，以及自行车票、手表票、电视机票……大到电器、小到生活日用品，相当一段时间内，五花八门的票证是老百姓最重要的家庭财富标志。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提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9年2月1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59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同年10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劳动创造财富的热情被激发，一部分老百姓率先富了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展开，1984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首次突破千亿元，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从210余亿元变成超1200亿元，增长了5倍。中国人的财富思想开始从“足用财富”向“增值财富”过渡，股票、信托、基金、保险、房产等轮番登场，居民财富管理方式遍地开花。瑞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从解决温饱到生活小康，从省吃俭用到管理财富……新中国成立70年，居民财富爆发性增长，理财观念更新换代，财富管理工具也越来越多元化。70年的财富积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集体劳动创造物质财富。1957年，随着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全国劳动者也成为财富真正的占有主体。

　　但此时，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53元，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依旧不足百元。多数人还未实现富足，依旧过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

　　1950年代出生的老广王老太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粮食票、布票、肥皂票等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一些省吃俭用的家庭，会把省下的票证换成自己需要的其他票证”。家庭“理财”也变成“理票证”。用有限的票证买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成为居民最显身家的财富标志。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后，寻常百姓过上了“年年有余”的生活，对“三转一响”的追求转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四大件”。1979年2月，广东中山的农民黄新文一家成为“万元户”的事迹全国闻名。1982年，广州越秀区卖早餐的容志仁也成为“万元户”。温州经营服装辅料的章华妹、河南卖花的陈书奇……全民创富的积极性被激发，“万元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来。

　　“积极储蓄，支持四化。”张贴在大街小巷的银行储蓄宣传标语，鼓励老百姓将富余资金存起来，投资国家经济建设并获得增值收入。1984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首次突破千亿元。到198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3801.5亿元，比1978年的210.6亿元足足增加了18倍。

　　就在很多老百姓纷纷将自家钱库交给银行保管时，有人却把钱袋子放到了证券市场里。1981年，国库券首次发行。号称“杨百万”的上海铁合金厂普通职工杨怀定，就是通过买卖国债赢得了“第一桶金”。

　　原来，放在银行里的钱线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先后成立。老百姓投资股市的热情高涨，1992年8月9日，百万人连夜排队认领新股申购表，无论男女“人贴人”抢购。虽然此后股市迎来一段低迷期，但世纪之交出现的国泰基金、南方基金、华安基金等基金产品，让居民的财富增值渠道再次扩容。在2006—2007年大牛市里，全民炒股和买基金的热情再次爆发。“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成为当时居民财富管理的流行语。

　　房地产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后，也逐渐成为居民财富的一部分。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福利分房逐渐取消，居民住房开始货币化、私有化。

　　2001年，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三天用5000万元买下了100多套房子。“温州炒房团”名声大震，房价上涨，政府对于房地产的整顿调控也由此开始。

　　从2002年到2007年，连续六年，政府发布相关措施调控房地产。2003年6月，央行首次推出了提高二套房首付，利率上浮等调控措施，猛涨的房价得到稳定。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2016年12月提出“回归住房居住属性”的定位开始，政府一直抑制房地产投机，保障居民合理财产收入。2018年，房住不炒、租售并举、调控频发、二次房改……一连串房控措施发挥作用。

　　在股市和房地产的蛮荒与火热中，中国居民完成了对理财和投资的第一次科普：家庭财富可以资产化、证券化。2007年，“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老百姓迎来收入多元化的新格局。

　　2009年，互联网开始挺进金融和理财领域，一大批互联网金融公司先后成立。2012年，互联网金融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5月，一款叫做余额宝的理财应用正式上线。上线第四天，它就登上了新闻联播；上线万，居民存款开始从银行搬家到互联网“云”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开始由这个小小的应用再次改写。

　　随后，在众多互联网巨头的积极参与下，普罗大众第一次能够以便捷的途径接触到专业理财产品。2017年的《互联网理财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理财规模已由2013年的3853亿元激增到2017年的2.6万亿元。至2019年上半年末，互联网货币基金总规模达到7.23万亿元，占公募基金规模的半壁江山。

　　从80年代的“储蓄为王”、90年代诞生的股票到2000年后如日中天的楼市，再到2010年代普及的互联网理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居民财富积累实现爆发性增长。70年沧海桑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如今正向着全面小康迈进。未来，中国人不仅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也会让更多人平等地获得财富、拥有财富、享受财富。

　　▶1979年2月19日，广东省中山县农民黄新文一家通过养猪成为“万元户”的事迹经《人民日报》报道获得广泛关注。

　　“1914年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成立之初，曾祖父就进入中国银行工作。我是我们家第四代中国银行的职工，祖父、母亲都是曾祖父的追随者。”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工会主任李慧乐说，银行从算盘、记账卡到电子化、无纸化，既见证了老百姓的逐渐富足，也见证了国民财富观念的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银行大部分业务需要靠算盘完成，走进营业厅一片清脆的算盘声。”李慧乐回忆道。1987年，她被分配到中国银行工作，转眼已经32年，银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她的印象中，客户存储信息都记录在一张张手工的卡纸里，记录卡整齐摆放在大圆盘里，由业务员负责一笔笔记录。收钱、点钱、核对储蓄卡和储蓄凭条、记录在案，一整套流程下来最快也要十多分钟。

　　一场“算盘变键盘”的变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席卷国内各大银行，原本在算盘上快捷如飞的业务员纷纷转型成电脑“高手”。各大银行抢抓信息化机遇转型升级，李慧乐感受到，随着电脑设备和软件程序不断问世，银行的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大大提高了。

　　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提高，还有银行定位的不断变化。“过去，在银行工作被称为端起了‘金饭碗’，如今银行员工变成‘金融服务员’。”李慧乐表示，“顾客是上帝”不是个口号，现在服务老百姓的金融机构“多过米铺”，老百姓财富管理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银行服务方式也不再只是存款、贷款，而是为老百姓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常年工作在银行一线，李慧乐不仅看到金融科技的升级，对愈加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和财富观念也感受颇深。

　　“老百姓钱袋鼓了，投资渠道也多了。”李慧乐对老百姓理财方式的变化如数家珍，“那时候客户到银行，主要是办理定期储蓄业务，后来开始青睐国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家开始买股票、基金、贵金属等，银行也开始推出各种理财产品。”

　　理财工具和平台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带动老百姓的财富观念转变。“以前大家比较保守，倾向于储蓄、国债等低风险的理财方式，这也和过去理财途径单一有关系。现在大家选择多了，主动了解理财知识，对手中的财富进行理性规划，进行储蓄、保险、基金、股票等组合投资。”在李慧乐看来，老百姓理财观念最大的变化是风险偏好的转变，这既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客户财富观念更新的原因。

　　近年来，李慧乐还敏锐观察到一个新群体——高净值人群的诞生。这类群体更加关注财富的增值和传承，围绕他们的需求，私人银行、家族信托等业务快速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窗口，能更快引进国外先进的财富管理方式和观念。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这些先进的财富管理方式也会惠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上世纪70年代末，沉默了几代的中国人经商意识瞬间释放。有的人在街边摆小摊卖衣服；有的人当街支起缝纫机为顾客缝补衣服；还有人卖起了茶叶蛋。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1980年12月11日，温州21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个体户。

　　1987年至1999年，个体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发展到3160万户（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值）。随着电子商务的流行，个体户开始从实体经营转向网上开店，被人称为“新个体户”。在广东，1978年全省只有1.8万户个体工商户；到2016年，个体工商户已达541.17万户，是1978年的3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