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网上一则新闻引发众人热议：600户温州居民集资26万元购买高音炮击退广场舞大妈。

　　事实上，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双双成为热门词汇，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广场舞争端”也成为从去年持续至今的社会热点现象，同类性质的事件一再发生，例如： 2013年8月30日，因不能忍受广场舞音乐声音太大，56岁的北京市民施某持猎枪朝天鸣枪，并放出自家豢养的藏獒驱赶跳舞人群。

　　2013年10月23日晚，武汉市嘉园小区广场，正在音乐声中起舞的人们被“从天而降”的粪便泼了满头满身。这是广场附近住户多次交涉无果后采取的泄愤行为。

　　不仅在国内如此，2013年8月，也有“纽约华人舞蹈队公园排练音乐扰民遭投诉，警方抓人”的情况，引发“扰民广场舞是全球公敌”的言论。

　　广场舞是深受中老年人喜爱的活动，不少年轻人也并不排斥：“今年参加学校暑期下乡活动时教村里老太太跳广场舞，几乎全村人都来了”“我也挺羡慕他们的，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平添了一抹亮色”“广场舞是一道风景，不只是大妈们跳，美女们也会加入，这让人们看到了热闹，也能让人以较健康的心态欣赏青春美色”“我个人也很喜欢广场舞，觉得跳舞的大妈们很有活力，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中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

　　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受中老年人喜爱的广场舞，为什么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噩梦”呢？他们之间难道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吗？“以暴制暴”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温州广场舞事件惊动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最终在省委书记的要求下，地方迅速采取行动，架在温州新国光商住广场四楼平台上的26万元噪音对决装备，被三名业委会代表拆卸了。鹿城区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负责人说：“采取这种以噪制噪的过激行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做法本身就违法。”

　　中国人喜欢热闹，老年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丰富文化生活，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频频发生的广场舞事件说明了我们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据估计，全国有1亿人在跳广场舞，尤其是中老年人，她们喜欢这种以跳舞来锻炼身体的方式。而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这个问题恐怕会越来越突出，城市规划建设不能不考虑这部分人的需求。在现阶段社区文化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广场舞几乎是不少中老年人走出家门、与人接触、排遣寂寞的主要渠道。所以应给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多活动场所，规范广场舞的区域边界，让他们老有所乐。一个健康的城市规划，应既有安静的居民区，也有热闹交流的公共场所。让静者得静，闹者得闹。

　　其二，公共空间的使用缺乏管理与立法。比如，不少人认为，广场舞扰民，同时也是治理乏力的表现，不仅仅是一个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的问题。政府部门不仅应开辟更多的公共娱乐设施和文化广场供有相应需求的市民使用，同时对广场舞队采取划定区域等办法进行引导和管理，以达到“舞照跳，不扰民”的效果。比如：约法三章，定时定点降噪。

　　对温州冲突事件，更有人认为，表面上看，喇叭对着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实际上对的是职能部门的无能与失职，“应由政府报销26万设备款，不能都由民众来买单”“要对政府不作为进行问责”。

　　以暴制暴，本身是无奈之举。如何让社会少一些冲突多一些和谐？行政管理创新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三，群体与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缺乏一种民间的协商机制，于是，出现问题往往采用暴力、冲突的方式解决。

　　比如，为化解广场舞纠纷，有的地方由社区人员将跳舞居民汇集到学校礼堂等地，有的聘请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员，对广场舞噪音进行监控，效果都不错。

　　事实上，这件事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凭大家的智慧，总会有和解的办法。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就是靠公民的协商。在协商中，学会妥协，在妥协中达成共识。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治理城市噪音的办法看，其核心也是各方的妥协，即给跳舞的大妈们限时、限地、限音量，大家和平共处。

　　另外，也有人建议跳广场舞时每人戴一个无线耳机，这样可以适当放大音量，也不会影响到他人。当然也有“大学生发耳机推广无声广场舞 大妈称没气氛”的报道，更多的做法还有待集思广益，进一步探索。

　　其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无视他人的利益。由于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概念，到了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容易忽视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强调自己的权益，没有顾忌到公共场所中的其他人。中老年人是有跳广场舞健身的权利，而临近广场的居民也有不受干扰安静休息的权利。大家应该互相理解。

　　并不是在城市里居住就是市民，也不是建起高楼大厦就是城市，一座城市的精神体现在它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建设上，好的市民要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要学会彼此尊重，在共同的空间里和平相处。